Waisum in Ghana

文︰Waisum

一)  工場和宣教實習期

        本次海外實習工場位於西非迦納北部天馬里;2022年7月25日啟程,2023年5月28日回程抵港,為時十個月。首三個月和最後一個月皆有香港團隊同行;第三至第九個月為個人宣教體驗期。筆者的督導是Evangelical Church of Ghana Basic School Complex和大專院校New Life College的現任校監,也是隔壁教會ECG Wurishie Church的主任牧師。

 

二)  參與事工

        八月份經過一輪安頓後,我們香港7人團聯同Evangelical Church of Ghana Basic School的老師合力完成了為期一星期的暑期兒童及青少年聖經班。我們早在香港時便透過網絡與當地負責老師完成視像會議,商討主題並簡單分工,並在到埗後見面確立主題曲、分組和報告每日活動內容和構思。除了輪流負責帶領早操、領詩領舞、講信息、帶遊戲、帶手工等,我們當中六人被分配到不同的組別,和另外六位本地老師合作,各組帶領十多名學童消化和思考每日信息。團隊也探訪了一條漁村,也帶領了村民唱詩跳舞、為他們上演了好撒馬利亞人的話劇。此外,在領隊與學校和教會領袖的協商下,我們團舉辦了一個有關安息日的座談會,筆者也在當中分享了一小部分學術研究。

        九月份隨著大夥兒的離開,學校也開課了。在領隊和ECG代理校長的安排下,筆者每週授課7小時,包括小六級Religious and Moral Education、小五和小四級視藝課。在督導安排下,筆者逢星期二、三、五在小學部早會分享約五分鐘的靈修信息。此外,筆者和香港團的餘下三人也開始著手重啟領隊回港述職前曾負責的週六學生團契Joyful Teens、小五福音大使訓練和小六聖經導賞員訓練,並偶爾參與或負責在中學部和大專New Life College的週五崇拜中領詩和分享信息。蕭聯生牧師師母在九月頭回港後,學校把師母偏僻的個人辦公室交給我們用,於是這個辦公室在課餘時間成為了筆者接待學生的地方。這些學校事工直到三人離開後,直到筆者離開前也繼續維持著。

        領隊在回港前曾帶我們到兩間教會聚會。於是在團隊離開後,筆者時而到ECG Central Church禮拜並偶爾在該教會的音樂總監邀請下擔任司琴,時而到ECG Wurishie Church禮拜並偶爾在督導的邀請下證道,時而跟仍在WEC差會的韓國宣教士夫婦到Guno村的ECG教會參與敬拜並偶爾分享見證或為兒童講故事,時而跟他們到鄰村邀請村民一同在樹下禮拜並,偶爾為孩童們清理傷口。

        最後一個月,隨者蕭牧師師母重回迦納探訪工場,在蕭牧師安排下,筆者為學校的英文老師開辦英語拼音和發音教學訓練,也到了更多村莊的ECG教會分享信息。筆者也趁著離開前,把十個月來為各福音事工不斷改良至相對完善的系統、資源和需要繼續受栽培的福音種子名單,和一位願意嘗試跟進的本地老師交接了,並囑咐了一直以來很幫得手的學生在我離開後要如何協助該位老師。

 

三)  文化差異

        和香港有差異的非洲文化中首當其衝的要屬他們的Try-no-harm文化。若言加上他們的Never-say-no’文化,便足以使筆者心累一整天。抱著「試試無害」的心態,近至相熟的學童,遠至不認識的成人,都會隨時隨地向筆者索取在筆者身上看見的東西,下至已經有點殘舊發黃的波鞋,上至擋太陽用的帽子,無一幸免。即使是價值不菲的物件如平板電腦或是他們用不到甚至不知道用途的東西他們也不會放過。這個文化也導致筆者在短短十個月內已被老、中、幼有意娶白人作妻子的迦納男性求婚。起初,被要求送出隨身物品時,筆者因為知道直接拒絕人是他們文化所不容許的,故而會花唇舌跟他們周旋一番,然後不敵他們的苦苦哀求而許下不情願的諾言,例如離開前會留下某些其他物件給他們,作為沒法按他們要求滿足他們的補償。他們的要求往往對筆者而言是很不合理和沒有禮貌的。其實,「不重視承諾」也是他們司空見慣的常態,也正是當地人應對別人無理要求的方法,因此有人教我在不懂得如何拒絕人的時候大可答應他們的要求,然後不了了之,他們不會記得,也不會怪你。但為人師表,且掛著「基督徒」甚至「宣教士」的名銜,筆者實在無法將信口開河視作理所當然。於是,後來筆者反而在這個有不拒絕人文化的地方建立了直接地用簡單一句「抱歉,我需要它,所以不能給你」來拒絕人的習慣。即使這樣可能會令對方詫異或不太高興,卻有效將筆者對話過後心累的程度減至最低。

        大概是由於天馬里的人在物質資源方面比較缺乏,加上生長環境小孩太多,競爭大,筆者發現學生們不僅在老師派發食物或手工材料時即使已被告知數量足夠一人一份,他們仍然會爭先恐後去搶,而且進入筆者所在的辦公室時,他們總是忍不住會用手觸碰每一件新穎和漂亮的物品。Try-no-harm文化固然會驅使他們向筆者索取,不遂後便有順手牽羊的傾向,或是悄悄地原地玩弄直至該物破爛後落荒而逃。每逢有學生進入辦公室,即使進來的學生乖巧有禮,筆者都會小心提防,一眼關七,恐防一不留神讓他們被自己的貪念所勝,卻也防不勝防,多次以失望和後悔收場,只能交由副校跟進,求天父給他們悔改和學習的機會。

        約定好的時間於迦納人而言基本上純作參考用途,即使活動順延一至兩小時也不足為奇,毫無怨言,這也可能與他們不重視承諾的文化有關。根據時間表,暑期聖經班下午的活動於每天12:45開始,整個活動於1:30結束,叫筆者大開眼界的是每天早上活動總會嚴重超時至12:45後,主持人也不會宣布下午活動時間將有如何改動,只有在香港團的詢問下含糊地說手作活動將於1:30開始。於是老師們慢條斯理地買午餐,慢條斯理地找餐具,慢條斯理地分享食物⋯⋯開始進食之時,已經過了1:30。吃好飯回來的學童看見也不以為然。待整日活動完結,已是3:00後,而且日日如是,校門外的家長卻還是一副處之泰然的樣子。事實上,學生和家長都沒有收過時間表,大會也沒有把時間表張貼出來,大概連本地的負責老師也沒有要拿手機出來了解流程進行到哪階段的意欲。筆者在迦納任教了三個學期,經歷了六次全校大小型測驗考試,卻從沒看過任何可靠的時間表。另外,筆者在迦納從沒見過雨傘,因此遇上雨天,迦納人像是早有共識一般,所有約定輕則順延至雨停後,重則自動取消,也不需要特別溝通,官方不作任何通知也不會引發任何不滿。這個文化的優點是時間運用更靈活,遇突發事能更處之泰然,同時也帶來混亂和低效率的常態。

        蕭牧師從校監一職卸任後,學校中的迦納體罰文化故態復萌。令筆者吃驚的是學童很受樂於這種文化,並在筆者在課堂管理上大感吃力之時,不只一次有學生呈獻藤條建議我打他們,從而使學生尊敬我。在筆者努力教導學生出於尊重和出於恐懼的行為表現的分別,並在課堂上看見學生的表現有顯著改善之時,其他老師繼續沿用體罰教育,使筆者在堅持感化教育時困難重重,皆因體罰文化不論在老師還是在學生心中已是根深蒂固。筆者也曾掙扎,或許拿起藤條稍微打一下他們也不錯,可以大大提高我教學的效率,也有助學生牢記教訓,而且學生也認同這種教學。但後來筆者發現,一年前領隊夫婦回港述職後,Joyful Teens夭折的原因除了和那位本地老師很忙碌和不善於手作有關外,這位老師後來被同化開始體罰也會導致學生們聽見負責老師就失去了興趣,因此筆者深感宣教士必須在這種掙扎前認真思量,絕不能讓宣教士的形象剝奪福音的吸引力。

 

四)  非洲宣教必修課

        說起非洲宣教必修課,感染非洲人的感冒——瘧疾當屬其一。在迦納的第二個月,筆者便感染了瘧疾,慶幸的是當時香港團還在,領隊一聽病徵便當機立斷說我中了瘧疾,囑我立刻吃碰巧前一天買下的療程藥,還有姊妹悉心供應飲食,使筆者不出數天便能下床,也更有信心即使在餘下日子再感染也能從容應對。

        三、四兩月份是迦納的高溫期,平均每天的高溫達都達要人命的四十度,體感溫度甚至高達五十、六十度,加上迦納經常停水停電,筆者都不禁要時時喊熱,而熱痱的出現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在筆者已經習慣非洲的炎熱後經杜拜轉機回港,身體已經耐不住一切裝有空調的地方,立刻冷病了。

 

五)  我的小成長

        出發前,向來怕狗的筆者曾為領導寄養在我們迦納住處的三隻大狗發惡夢,也為此約見了學院的輔導員,事前為自己作了許多心理建設。到埗後,七人還未完全下車之時三狗子已經雀躍得撲上車廂來,嚇得筆者直哭鼻子。然而在同伴的保護下進屋後,筆者心想餘下十個月將須獨自一人與狗共存,逃避不是辦法,於是挺起勇氣,按自己在輔導室時所想像的,「握著耶穌的手」,向著狗子邁出了第一步,從此蛻變成可以保護怕狗人士的人。

        本打算十個月都靠滾熟食材度日,但原來在偌大的屋子和偌大的廚房,筆者也可以煮出一道又一道的「美食」,不但養活了自己近八個月,甚至能用從韓國宣教士太太身上學來的儀式感和簡單的菜色在家裡兩度招待了當地朋友,後來更分別招待了近20和10多位長期積極參與Joyful Teens,分別用30個印仔換在我家和我共進午餐和用另外20個印仔在我家打遊戲待遇的學生。筆者曾認為宣教士必須擁有接待別人,包括短宣隊和服事對象的恩賜,因而覺得自己或許不合適走這條路,但經過這次實習的嘗試,筆者欣然發現原來只要肯用心計劃,其實招待也不難。

        迦納的移民局要求外來人士每三個月延伸居留申請一次。當筆者為最後一個月申請最後一次延局申請卻被告知他們最新規定是非工作簽證的人最多只能延伸三次,第四次申請須在首都阿克拉辦理。這對因為覺得首都的人非常功利、不友善和貪財而十分討厭阿克拉的筆者而言是晴天霹靂的消息,筆者多方尋求協助,也嘗試了用錢解決,但最後卻只能硬著頭皮一個人踏上飛往首都的路。更壞的消息是即使是阿克拉的移民局總部也不能為我辦理第四次延居申請。我只有三個選擇:一,出境到隔壁國家再回來。二,為了最後的一個月支付龐大金額並完成反覆手續申請有效期為一年的工作簽證。三,非法居留一個月然後於出境時繳付小額罰款。基於安全和見證理由,筆者最後選擇了選項二。感恩的是雖然筆者在阿克拉的兩日一夜及回程後一直對自己成全了官員的貪婪耿耿於懷,但遠方的伙伴們卻提醒我,上帝掌權,千金散盡不要緊,我能平安回到天馬里的家並能合法完成餘下一個月的事奉便很感恩了。

        為了省卻和三輪車司機周旋的時間和心力,以及每每被他們獅子開大口的價錢,筆者趁團隊尚在的日子果斷買下腳踏車,在獨自留守的日子每天踩車上學放學,暢快無比。感恩天父保守筆者在瘋狂的馬路上八個月仍能安然無恙,感恩筆者只在最後一天回家路上遇上沙塵暴,也能有驚無險地平安到家。這樣持久地每天的堅持是筆者生命的一個突破,鼓舞著當地的人,也鼓舞著筆者在往後日子繼續持之以恆。

        這個實習有點可惜的是筆者督導因身兼多職分身不暇,未能給予我很多指導,筆者只能視是次實習為對自己的鍛鍊和察驗,自我督促,自我評價。然而天父卻在最後的時光為我預備了蕭牧師、師母,他們主動關心我在迦納的工作和表現並給分享他們在這地宣教三十年的經驗。蕭牧師的一句慨嘆:「我覺得你真的很適合在這裡當宣教士!」給了我這十個月最重要的回饋,是我收過最美的成績表。

 

六)  對「宣教」的新認知

        從前,筆者對宣教士的認知是「開荒、吃苦」,故筆者也想著要用這十個月看看自己可以吃多大程度的苦、自己能走多遠,但這個認知很快便被扭轉了。當我們以為我們要盡用團隊都在的短短一個月衝鋒陷陣,領隊卻优哉游哉,甚麼工作計畫也不定,卻帶著我們每天逛超級市場,把冰箱塞得滿滿的。她說:「來到非洲要把自己想要的生活建構起來才能待得持久。」筆者相信她是在特別為我這個要留十個月的人預備,否則一個月的確不用講究那麼多,而事實證明,這個月所購置的種種,包括米、油、鹽、醬油、棉被、廚具、燈泡、水桶、鏡等等,和這些購物經驗,是我能夠在他們離開之時仍然對往後九個月信心滿滿的關鍵。原來,一味吃苦卻不懂得生活的宣教士很快便會耗盡精力,然後只能疲倦地捲起細軟回家,但花時間在工場把「家」好好建構起來卻有助宣教士在每天工作後回家能夠重新得力。

        在第三世界,宣教士常常被當地人視為慈善家,因為非牟利機構和短宣隊常向他們派發物資,或是一次過留下大金額的奉獻,於是街邊孩童看見黃人白人便會伸手要錢,大人甚至教會牧者也會把宣教士的「闊綽」視為理所當然。起初筆者也很贊成某些宣教士「不和當地人根根計較」的做法,但後來卻發現原來其他宣教士則因此苦不堪言,因為和她接觸過的當地人很容易變得對所有宣教士有同樣期望,或是覺得這樣的「闊綽」難不倒外地人,因而在各項收費上大幅加價,令宣教士的資源不能更有效地分配,只為滿足他們的貪念。筆者在短短十個月也已經感受到慈善家形象帶來的不良影響。經驗老到的宣教士則示範了更有效幫助有需要的對象的做法:所有帳目必須清清楚楚,入數不經人手,不為魔鬼留地步;若是要支持當地有困難的人,要清楚說明前提,最好對方也須要負起部份責任;資助金不宜一次過交給對方,分期更佳,免得對方一次過花光,這也能更有效給予對方更長遠的幫助

        被蕭牧師問及這十個月跟哪些老師比較相熟,筆者點名了數個常看見會打招呼、筆者能道出對方名字、閒談,甚至有講有笑的班主任。及後當蕭牧師、師母回校探訪之時,筆者看見他們不論是管理層職員、中小學老師、幼兒老師,還是清潔姨姨,全都能在見面時問候他們的家人和兒女,精確地記得他們有多少兒女,誰在城外讀書,誰的幼兒剛出生等,筆者才驚覺原來我們和職員的關係可以到達這樣的程度,原來自己連一個相熟的老師都沒有呢。原來我們在忙於各事工之時,其實也可以,也應該更關心周邊的人。將來,筆者將致力用愛燃點更多自己對別人生命故事的興趣。

        宣教士的一個很重大的任務是在撤退前把事工於當地人交接,但原來更需要的工作是跟進,因為沒有足夠的監控,當地人便會用慣常的本土文化方式管理事工,繼而將宣教士多年來所建立的體制一下子傾覆。這正是ECG學校面對的困難——在管理層更替後便因帳目不清出現財務困難,這也是蕭牧師師母在退休後仍然回校查帳的原因。若不是他們告知,我也不會知道原來學校正在面臨那麼大的危機。

        這次體驗讓筆者看見多種宣教方法:農地、建築、醫療服務等,但這些都不是宣教士們本來的專長,而是他們來到這個地方看見當地人的需要而萌生的事工領域,繼而從不同渠道裝備自己。原來宣教士的彈性也包括了自己的專業。筆者感恩這次實習的事工領域剛好是自己的專長,同時也開發了不少從前未知的恩賜,發現自己的可塑性頗高。

 

七)  在港弟兄姊妹的參與

        一人獨自在外,筆者發現在港親友除了在獻金的支援上很重要外,他們簡單的慰問和弟兄姊妹讀完代禱信的回應都讓筆者感到暖心,也成為繼續前進的動力。禱告軍團讓筆者在每次面對困難都能滿有信心,知道自己不是自己一個。每晚都不會缺席的禱伴也很重要,讓我時不時得到及時的提醒,也讓我能夠整合每天所經歷的,好好抒發每天所積累的各種感受。從香港寄來的包裹雖然對滿足工場的所需未必起很大的作用,卻為宣教士提供了很好的思鄉良藥和物資供應,使筆者得到心靈上的補給,預備走更遠的路。

        正如上文所述,香港短宣隊讓筆者在旅程首段為筆者迅速的適應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讓筆者對獨自留守的日子充滿信心。第十個月的短宣隊也讓筆者重拾有香港人陪伴的熟悉感,也為筆者的十個月旅程畫上完滿的句號。

 

八)  三個難忘的瞬間

        第一個上宗教與德育課的時候,筆者和學生談及神的屬性和神與人共享的屬性,說道沒有人是聖潔的,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只有耶穌道成肉身卻沒有犯罪。於是,聰明的學生問:「默罕默德是聖人嗎?」筆者頓了一頓,尋求聖靈的幫助後問他們:「默罕默德是人嗎?」他們說:「是。」我說:「那你們知道答案了嗎?」聰明的學生說:「知道了。」

        八仙果妹妹是對筆者所在的辦公室內每一物件都虎視眈眈的頭號人物,曾為了得到八仙果而一而再再而三說自己喉嚨痛,甚至說自己弟弟也喉嚨痛,需要八仙果。雖然每次接待她都令筆者很累,但相處久了,筆者欣然看見妹妹的改善和進步。一天,她說不知道自己應該作穆斯林還是基督徒。我們討論了許多,例如可蘭經和聖經的可信性、耶穌的神人二性等。後來她問及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否一定會是敵人不能做朋友,我說耶穌的教導是愛我們的仇敵,但她不明白我們可以如何愛敵人,於是我問她:「當耶穌走上十架的時候愛那些要把他釘死的人嗎?」她說:「愛。」我說:「就是這麼簡單。他們可以不愛他甚至要將他致死,但他卻選擇依然愛他們,甚至為他們而死。」聽到這裡,女孩說她已經決定了要做一個基督徒,並且會嘗試改變父親。新學年,女孩在父親安排下轉了到別的學校,適逢一次她特意回來探望筆者,筆者追問她的信仰情況,她很肯定地說她是基督徒。

        在新的學年,經過十多次的訓練,第二批合格的小五福音大使終於在最後兩個星期三出動用五色珠向小四學生傳講福音。礙於時間有限而上堂的鐘聲已經響起了,筆者心急地回應著已經聽完五色福音並得到五色珠電話繩,正在向我炫耀的小四學生,見他們能夠復述五色珠的意思、稱自己願意相信耶穌,又已經得到電話繩,我便催促他們趕快回課室上課。只聽耳邊傳來:「停!我們還沒禱告!」正是向他們傳福音的小五福音大使。她生於穆斯林家庭,父母信奉伊斯蘭教,但經過五色福音大使訓練後,她清楚相信耶穌是她唯一的拯救,於是毅然決定要一生追隨基督,父親也同意她跟隨姨母到教會。筆者看著她堅定的眼神,既感恩又感動,這是上帝的天使。

 

九)  迦納的代禱需要

        迦納三大宗教的關係良好。早會中小孩會相擁而唱:「我是穆斯林,你是基督徒。我們不是敵人。我們可以是朋友!」可見他們對宗教共融的強調。雖然不少家長們知道孩子Joyful Teens有聖經故事後選擇禁止他們繼續參與,甚至安排他們在該時段學習阿拉伯語,也有穆斯林歸主者受家人逼害,結果多年與家人不得相見,但也有正如上文女孩的父親一樣不介意子女選擇成為基督徒甚至福音大使的穆斯林父母。只是,這個宗教共融的情況也導致迦納人為了不破壞這個和諧關係而不願意更努力傳福音,北部的基督徒數字增長緩慢,而本來由基督教主導的南部也逐漸失守。求主叫當地基督徒看見傳福音的需要,肩負向同胞傳福音的責任。同時也求天父幫助歸主的穆斯林學童能堅持信仰,並有智慧和家人溝通,讓主得著整個家族。

        迦納貧窮,政府貪污腐敗嚴重,年輕一代容易被吸引到南部賺取不義之財,或到首都投靠清真寺,不願留在鄉村辛勤工作。由於迦納尊崇牧者,官員也會特別優待牧師,於是濫權文化也會在無影中影響著教會領導級。求主興起正義、愛主、自律的領袖,將迦納從貧苦和權力誘惑中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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